
1936年12月12日凌晨5时,张学良的卫队营长王玉瓒、孙铭九正带队冲进临潼华清池,枪声划破夜空。
几乎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洛阳,一封密电从电台译出,值班军官扫了一眼,被吓得魂飞魄散——“西安事变,着该旅长将洛阳机场监视,不准有一架起飞,并将各银行封闭。”
收电人,是驻洛阳的东北军炮兵第六旅少将旅长黄永安。
张学良的布局不可谓不周密。他要黄永安和洛阳军分校东北军教导总队队长刘海波迅速占领洛阳机场、军械库、中央银行洛阳分行,并截断陇海铁路东段交通。

与此同时,另一封密电发往河北保定东北军第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指令其抢占郑州,卡住更东边的铁路咽喉。
如果这一计划成功,整个陇海线将控制在东北军手中,南京的中央军将无法西进,西安的东大门将被牢牢锁住。
然而,张学良千算万算,没算到黄永安这个自己亲手从上校提拔为少将的“嫡系”,竟然在最关键的时刻倒戈了。
黄永安接电后,先是一阵恐惧,随即陷入犹豫。
他手中有两个炮团,洛阳军分校东北籍学员和教导队也有上千人,执行命令并非不可能。
但他首先找到妻子李志全商量。李志全是国民党员,早就对张学良的“左倾”不满,当即说:“张学良这样做是犯上作乱,而且是以卵击石,你还犹豫什么?还不赶快把电报送给祝绍周看,以洗清干系。”
“就这么干!”
12日上午10时许,黄永安拿着密电,赶到洛阳军分校主任祝绍周的办公室。
祝绍周此时正一脸疑惑地在调遣部队——他之前与身在西安的陈诚通电话,电话突然中断,随后得知潼关以西的电话、电报全部中断,虽感不妙,却不知发生了什么。
正在此时,黄永安推门而入,呈上密电。
祝绍周看完大惊,拔出手枪逼问:“你意如何?”黄永安答:“我不听乱令。”祝绍周仍不放心:“你是真心?”黄永安惶恐道:“我真心服从委座,怎能服从张副司令的命令?”祝绍周大喜:“君贡献当党国,党国决不负君!”
两人随即分头行动。黄永安回部队稳住两个炮团——当晚他召集营以上军官开会,第一营营长齐长生质问:“中央命令我们打西安,我们打不打?”
黄答:“打!”徐德庸团长当场落泪:“我们东北军是张副司令培养的,打西安对不起张副司令。”
黄永安厉声说:“在此生死攸关时刻,我们要权衡利害轻重。大家不要妄动,我负责你等全家安全!”几个营长走出会场,一个低声说:“真不忍心背叛张副司令……”
祝绍周则迅速调动洛阳军分校两个军官总队2400余人和警卫连300余人,包围了尚未起床的东北军职员学员1000余人,全部拘押。
他一面派兵占领洛阳火车站、龙门、邙山等军事要地,控制西工飞机场;一面面约陇海铁路运输司令钱宗泽,集中潼关以东的列车备用。
紧接着,他火速给驻防洛阳以西的第四十六军军长樊崧甫下达命令:“东北军已叛变,西安失守,你部立即停止构筑国防工事,全副武装,迅速抢占潼关!”
樊崧甫接令时已是深夜。他没有片刻犹豫,连夜派出部队抢占了潼关天险。
潼关是陕西的东大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张、杨部队要想东进中原,必须先过这一关。樊崧甫的行动,直接堵死了东北军的东进之路。
随后,中央军后续部队源源不断抵达——桂永清的教导总队、宋希濂的第三十六师等部相继开到,西安的东侧防线向中央军洞开,整条陇海线均为南京所掌握。
据中央军部署记录,集结于潼关一带的部队除樊崧甫第四十六军的第二十八师、第七十九师外,还有阮肇昌第五十七师、李默庵第十师、刘戡第八十三师等部,沿陇海路两侧向西推进。
西安方面的军事形势急转直下。
张学良于14日紧急致电中共中央,请求红军主力“监视胡宗南、毛炳文外,抽一部速往延安、甘泉接防”。
毛泽东随即下令红军主力南下,协助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抵抗中央军进攻。
事后,张学良在回忆录中懊悔不已:当时最大的失策就是“没有同时控制洛阳和潼关”。
如果这两处得手,整个西北到中原的通道都在他手中,南京的讨伐军将寸步难行,谈判筹码将完全不同。
而黄永安的背叛,直接打乱了他的全盘计划。
祝绍周与樊崧甫——一个是洛阳军分校主任,蒋介石的浙江同乡;一个是四十六军军长,保定军校毕业的黄埔系干将——他们没有参加南京的争吵,没有登上张学良的扣押名单,却用一次夜半调兵,在陇海线上改写了整个事变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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